星辰

这里的空间是夜晚的。 比如现在,在湖边吹了半个小时冷风,抽了三根烟,被偶尔的路人看了两眼以后,回到家里,把两周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换上粉色的卫衣,心情才终于好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又打开部落格开始写字。白茫茫一片的网页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在湖边想什么,在这里也不能写出来。为什么去湖边也不能写出来。总不过就是一两件不开心的事。但现在我已经学会以最小的牺牲释放掉情绪了。

抬头仰望星辰。湖边的水声潺潺,月亮到了最圆最亮的一天,撒了一地树枝形状的影子。白天读了那么多书,总也没有一篇是属于我的。暗暗股着气,晚上回家来写中文。日程本里不厌其烦地写下每天做的事,做了的事,以后要做的事,也是一样。一种解决不切实际幻想的方法,强迫自己扎扎实实活在现实的时间里,不做一点旁逸的事。

我活着做的都是旁逸的事。哪怕再多一点点真心,对我,对你,活着都不会是这么没劲的事。这些所谓的谈话,讨论,交流,都那么装模作样又勉强,使人疲累。上不好学。看不起大多数学校里莫名其妙的事,还有朝朝暮暮没有启发性的课时。偶尔也有放光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刻转瞬即逝。希望飘渺如星辰。

主要还是我亏欠太多。比如迟迟未回的信。像一个未赎的深罪。在不在意即时回复短信的同时,又对屏幕那端迟迟不回的人,感到深深的绝望。感觉这一定是报应吧。无间的亲密既然不存在,我一定是在心里把这样的期望连根拔起并全烧了。顺带成功的人生。

(今天夜里波士顿来了一家高兴的人。)

失败

总是在不同的写字平台上流浪,好像有些话在一些地方说,比另一些地方容易一些。并且不想主动让非常多人知道(就算被看到也假装不知道好了)。文字好像是从我身体的碑拓下的帖。久而久之,无数记忆的碎片形成事后可以被分析的一手材料,成为可供编写、篡改的历史。将来的我可能会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生活被很多伤心的事控制了很久。时间对我来说好像停滞了。虽然可以感觉到每天对身体的消耗,对痛感依然没有麻木,所以并不因为这考验的经久便觉得可以承受了。依然不能。被刺激到的是每天仍然能有五六件,只不过自我压抑的技巧更纯熟了,每次用各种奇妙的唯心哲学安抚自己calm down。说真话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少,跟很多令我些许失望但依然爱着的朋友一样,变得更琐碎,更逃避,更肤浅,更沉默。

因为太过急躁的反应会伤到人,这点我已经体会过。对友谊的耐心,我想我总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我对别人和对自己一样不宽容。爱别人和自己丑陋的一面,是如何可以做到的?爱也有失败的时候吗?有的。我总是失败。爱也没有很多种。说到底所索求的都是同一种不假思索的亲密。由仰慕而产生的不断靠近的欲望,随之而来的绝望的无期的等待。

 

 

Life-Writing

“I meant to write about death, only life came breaking in as usual.” Diary, 17 February 1922

Angela Carter’s Feminist Mythology

On Doris Lessing and Not Saying Thank You

Doris Lessing: a model for every writer coming from the back of beyond -Margaret Atwood


Hermione Lee, The Art of Biography No. 4

Some notable figures: Woolf, Penelope Fitzgerald, Katherine Mansfield, Willa Cather.

I came to realize that what can be called “life-writing” is probably the most enjoyable types of reading for me. As Hermione Lee mentions in her interview,“Life-writing, a term used by Woolf in ‘Sketch of the Past,’ is made up of different kinds of ‘true’ narratives—biography, autobiography, memoir, diaries, letters, travel writing. ”

Now I certain that I’m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life-writing(s) that I’ve come across, maybe even more than the fictions and essays that define one as a writer. But I’m reluctant to admit that I’m drawn even more toward these life-writings than their “real work” — I had the notion deep in my mind that these types of writing are all secondary and less in value compared with the real achievements of the writers—their “true” masterpieces, the novels and stories and so on.

I think the reason why this idea has been so entrenched in my mind is that I was never taught to look at these materials in English classes, as if, as Lee says in the interview, that these writers don’t have lives, and they weren’t important enough to be worthy of examining as their words.

But episodes in my life lately have help me to realize that life in itself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writing (of course!). To live a good life is as hard as produce a good pieces of writing, if not more challenging. Should writing, than, subject to the demands of life, o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text has the final say?

I find this predicament hard to live with yet fascinating. Such dilemma is, as one can imagine, most manifest in the “life-writing” of a writer. Must one be sacrificed to achieve the success of the other?

It is said that while life contributes to writing, writing doesn’t always if never contributes to life (health, relationships, finance, etc.). I recognize this message, but don’t necessarily want to change what I’d do to give up writing all together. There must some way in which life and writing cohabit perfectly. In the ideal situation, the existence of one supports, rather than jeopardizing the other. This hope drives me to read as much as life-writing as possible — they’ll contain the clues for the answer t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Often, and I consider this phenomenon a quite strange one, that readers don’t expect writers (or artist, actors, etc.) to have a good life. They imagine creative persons die abruptly or suffer form poverty or persecution, etc. Think of the stand-up comedian, who is only allowed to joke about the unfortunate situations of his life. Perhaps as Aristotle says in the Poetics, we expect figures in comedy to be lower than / similar to us, while tragic heroes better than us. So maybe the reader would often like to see the creative person as a tragedy, and to fulfill such demand the biographers and historians might be incentivized to make what is life a legend. The reader is upset to see a writer who enjoys a good life. Therefore, he must “died a good death” — the biographers then must not choose to write about someone “who just declined“.

But decline we must as it is the condition of life. At the current moment I try to put as much care into life as writing, although secretly I’ve always preferred the latter.

10 分裂的写作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寒假里读了两本老先生的书,一本在新华书店里翻完的《清华园日记》,一本在回波士顿的飞机上开始读,今天读完的《牛棚杂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于作家与学者的日记与书信,“私人书写”的兴趣异常浓厚,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学术或文学作品本身。我后来意识到,我自己做一个读者,往往首先考察的是自己对某个作者有没有信任。了解生平,作品之外的书写,是建立这种信任最为直接的方式。所以,总是对回忆录,书信集,自传体的小说先于其他而发生兴趣。这样的阅读,往历史研究的方向更加倾斜一些。但我对我读的诸位作家也称不上研究,也没有这样的志愿。大概因为越来越从创作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我越来越在意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微妙的联系。

郁达夫的小说很好看,信件(尤其与王映霞的通信)更有情。我想稍微读过小说并了解写作者本人历史的读者,都很容易发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紧密的牵绊。对于人文学者而言,也更能了解一个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机遇与各种力量影响之下才选择了这个特别的研究。学习与职业转移的轨迹对于还在学校里的人来说,尤其有启发意义。

在此总结我注意到自己的一个阅读倾向。或许所有写作都是自传写作,一个时代的文本,不论有有意坦白或者有意背叛,都无法逃脱自身特殊的历史性,写作体制的约束。这是大部分情况。当代写作也越来越像倚重于运营的当代艺术;或许“文化”本来就是这样。成功的写作,更是play by the rules的写作。然而,之前提到的“私人书写”,日记与书信等等“旧时代”完全为个人的书写,或许可以逃脱这个规则之外而生存。事实上,越个人也许越完美。至少对于读者“我”而言,保着强烈交流的渴望,是如此愿望的。

 

Non-Fiction /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记者的书写,尤其是“人物特稿”,又抱着不同的准则了。但组织采访,调查与笔记的方法,适时地抽身事外的写作,是很值得所有写字人受的训练。没有作品是一天写成的。要成为特稿记者之前至少得磨笔十年,否则也hold不住自己想写的东西。是这样的。

张卓:写作不崩溃几次,完全写不出东西 | 写作干货

我对于记者行业(and maybe编剧行业)所流行的“讲故事”邪教毫不感冒。把人物经验套进一个冲突的模版,是职业化流水线的操作。也许像学术写作一样最终风格只能被规范收编,但至少这不是成为一个好作者的应该有的起点。我是坚定地这么认为的。

除此之外文章中有一些很值得回味的经验之谈。

1. “每千字一个外围采访对象。

如果你写五千字的稿子,除了主人公之外,还要再采五个采访对象,这是硬性规定。像我们写一万字的稿子要采十个对象,有时候你根本采访不出来那么多人。当时我们在《人物》的编辑会数,说不是一万个字吗?十个,怎么九个?我说采不到了,他说你再随便加一个过来,我说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他说不是自欺欺人,是为了告诉你职业规范是什么,是给用户的契约。有的用户就会数,也许你觉得没有意义,但就是标准。

传统媒体留下给很多人的职业规范,我觉得真的应该沿袭下来,所以每千字一个被访者,已经成为了我们在《人物》稿子的时候大家一个彼此间的共识。这些外围采访对象,包括亲人、朋友、同事、子女、爱人、背叛者、敌人。

我记得何伟去做艾未未稿子的时候,去采了左小诅咒,他们聊了五个小时,左小诅咒也跟他朋友聊天,说纽约客要写一篇我的稿子,后来写完之后,发现怎么文章里引了我一句话。我觉得何伟特别厉害,当你采访对象越多的时候,你就能了解那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做出的选择,为什么,如果你只听那个人的话是根本没有丰富的维度的。所以,我做《人物》最有意思的就是不断跟外围采访的对象聊,你会发现别人看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写一篇人物稿,与调查一个问题,方法是非常相通的。)

2. “这就是写作的一个状态,你既要在画中,又要在画外。

写作首先要确定视角。记者不写自己,将自我的喜恶限制起来几乎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但处境不同,视角与立场不由自己。这是一个复杂而值得进一步商考的问题。

782px-Las_Meninas,_by_Diego_Velázquez,_from_Prado_in_Google_EarthLas Meninas, Painting by Diego Velázquez, 1656

3. 一种工作方法。

我自己的方式是我一般采访完之后,就有30多万字的录音,如果是封面的话,我就会反复去整理录音和看外部材料,通过这些材料中,我会通过大量的孤立的或者非孤立的事件寻找一个我自己想确立的内核,最后才把他们浓缩。

第三就是我认为选择什么素材和不选择什么素材是体现记者能力的,但是没有高低之分。比如说今天我跟林默老师同样写一个人物,我们同样采的一样的素材一样的外围,但是没有高低之分,只要你的文章可以自圆其说,逻辑自洽就可以,这是记者能力的体现,你选什么题材。这对自媒体有用,大家知道老道消息吧,是最喜欢用素材写作的。素材我们都见过,但是他的特点是,主题先行,然后把所有的素材都自圆其说了,这是很强的功力。

在一切之后,我一般在写稿之前我会把所有的素材看两遍,第一遍,我会把素材越看越厚,第二遍我是看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心里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都不太看素材了。所以,一般我们会把所有的素材打印这么厚,然后就开始画。所以每次写作其实是一个体力活。

一般我都会在写作之前确定标题和语言,如果我觉得我在写作之后确定的话,对于文章是没有信心的。如果不想清楚这个标题叫什么,或者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总有一个叫做开篇,或者叫做提要、摘要,我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没有理解,所以我就要重新走一遍前面的过程。

关于起标题,我自己没有什么经验和成功案例,一般我会列提纲,甚至每个小标题写什么我都列好,然后所有的素材,比如说30万字、20万字都分堆了,写的时候就开始找。

再强调一下写作的步骤,设立框架,材料分堆,重新理解材料。这里强调一下,我一般都会把文字打印出来,挺费钱的,其实也不环保的。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电脑前可以看,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打印出文字,因为只有纸张的介质是可以让你思考的,电脑是永远不会给你思考的,我看到电脑里所有的文字我都没有办法深入地去想,所以我必须打印出来,必须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然后开始写作,不要停。

最后就是修改部分,我觉得修改特别特别重要,对每一个记者来说。我每次写文章之后都会读一遍,因为好的文字就像古典音乐似的,它的节奏是恰当的,文本是通顺的。每个记者有不同的节奏,特别特别明显,基本上如果是你特别熟的记者,你把他的名字盖住都知道这是他的文章,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呼吸是不一样的。

4. 野心不可大于素材。

第七点是我一定要强调的,野心大于素材。我深受其害,有一天阳淼老师问我,你觉得写一个特稿需要几年?我说至少十年,前五年好好练基本功,后五年好好去卖。我后来在《人物》的时候,很多实习生说我来《人物》的时候就想写一篇特稿,求《人物》成全。我说你想写什么?我想写龙应台,我说好,你怎么想的?能不能采访到,要不要把提纲给我。提纲出来后,发现完全是hold不住龙应台的。

一个记者的野心不能大于你的素材、你的能力,一个记者要保持耐心,一个好题材可遇不可求,当你慢慢成长之后,你才能写出你想要写的那种时代的稿子。不是所有记者都有机会碰到好题材,所以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能力够不够,我现在能不能写,会不会浪费掉,如果那时候一切都完美,那你很幸运,你的职业生涯终于有一些作品可以留下了,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都是因为我还没有能力写马云、写李彦宏,我就去写了。

其实那些题材都被你浪费了,这个是很多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我也会犯,有时候很兴奋。其实小故事也能写得非常非常好看,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哈金的《等待》,特别好,他是一个黑龙江人,去了美国,写非虚构。现在有多少人能写《大江大海》,写不了,不要去寻求你现在能力范畴之外的题材。

5. 伙伴。

还有,脆弱是无用的,我写完之后都崩溃了,我觉得记者太难当了,写作怎么这么难,这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现在我不写稿,但是我觉得写作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当你觉得非常脆弱时,你跟好朋友聊一下你的稿子,让他们提一下建议。我觉得写作要找一个同伴,你必须跟同行、朋友结伴,你不动笔痛苦没什么差,大家都是一样的,而且写作不崩溃几次,完全写不出东西。像我的人物封面每次真的是大崩溃。


 

09 Kristeva

“But it can also be a hopelessly painful experience. Some of my students have adopted a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on occasion, English by obligation) to apply like a plaster on top of old childhood and family hurts: the foreign language helps them to forget, for a while. Then this remedy doesn’t pass the test of time, the person sinks into depression before turning up at the hospital of the Cité Universitaire, where I find them somatic or suicidal, because they no longer possess their own words. The newly acquired tongue is no better than a dead skin, a borrowed code that fails to internalize the person’s affects. Until it has incorporated the unconscious, it is not a language.”

 

08 林奕含

今天在youtube上到了之前没有到过的六集访谈。四月下旬自杀的消息传来,网上流传最多的也是当即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这段十六分钟的Readmoo专访。日期是2017年4月19日。我记得我坐在波士顿C line的地铁上,怔怔地把网上关于林奕含的文章复制到Evernote的笔记本里。每一次听说这样一次事件,于我来讲都是一场地震。一场寂静无声的地震。不是那种可以在饭桌或者与朋友闲言碎语之间就可以表达的新闻。对于这样的事普通的朋友们不会想谈吧。我也不妄图做任何评论。可是在世界照旧运转,地铁照常行驶的一个春天的下午,心内在哭泣,想要在车厢里尖叫。也不觉得自己能写出任何值得这样的事件的文字。与之相比,我一切的悲伤和挣扎都不值得一提。所以沉默。凑葬礼的热闹是可耻的。人死了才想到自已应该说什么吗?我能做的只有新闻过去之后,依然长久地记得你。

那时很多人很快地放下手上的事,去订购了她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出版的小说了。豆瓣上辛勤的博主们开始阅读、打分、书写评论。我很理解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忱。死亡不是一件每天都发生的事。或者,这么有料可供阅读咀嚼的新鲜的死亡?不论如此,是条件不允许,亦是我觉得凑这番热闹有些下流。又不敢说。是在亚马逊提供纸质版时下单的,时间到了八月,终于回国,《房思琪》跟许多其他从亚马逊定订购的书一样堆叠在书房里。我拿起来翻了翻,竖排的繁体字,我还不太习惯的台版书。但是要读的,我心想。可是八月底就回了美国,开学,接着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黑暗的学期。我还是没有真的翻开《房思琪》。可是林奕含的名字我一直没有忘却。不时在Evernote的笔记本里看到关于她的文章。为什么她的故事对我如此重要。我知道我未穷尽应该为她,为她试图在访谈里说的问题,为房思琪或文学的生活应该试图去努力做的事。很难很难,我知道,我和她一样觉得在人世间的统计学数据里我属废物的那一门类。我们是放弃了生活又比任何人更不舍得生命的人。否则,不会觉得自己可以正常地去生杀。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免不了夺去别人的食物和氧气。不觉得自己可以去打这场仗,不觉得自己可以杀,所以能做的就是杀了自己。

说杀的时候总是默认他杀。实际上当自杀成立的时候,生命的奇迹才得以超越死亡。不是这样的吗?写作总要承担这样的后果。你要太愿意信任谁,谁就会辜负你。文字就是这样的。但并不意味着书写中不包含着某种真实或者完全的诚实的书写不可能发生。要付代价便是了。时间。生命。所以迁徙去过一种书写的生活不是很值得敬佩吗,执行一场漫长的自杀。没有读者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本来一个人的生命不需要观众,死亡也不需要。在自杀者的死前,我们都是没有羞耻心的偷窥者。


这是今天在YouTube上看的之前不知道有的访谈。其实是2017年4月19日同一次访谈,每一个视频是针对采访者问题的三至五分钟回答(不同于十六分钟的主题独白)。我很懂,真的真的很懂她竭尽全力想要说出写真话的心情。可是我又可以看到,这些这话好像是她没有能力去保护的一巢卵,别的尖刻的沉重的媒体或被权利充斥的话术一夕之间就可以把她压得粉碎。不论有没有人爱她,有多么爱她,不是她不能受到保护。悲剧是她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对于她的暴力已经发生,然而对于她的语言,她生下的这本小说,她还是没有办法保护它遭受那种已然在她身上发生过的老旧的侵轧。身体已然遭受强暴,文本依然要遭受强暴。人生和文学,没有谁能为谁创造出正义。

书写者的悲哀在于,悲痛一旦发生,悲剧本身就将永久不可逆转——书写也不可使正义降临。(作者并不会因为书写既而被挽救。而同时又有那么多“写作”的人,凭着高超的文字技艺使是非扭转。)一桩谋杀案的发生,之后之所求,不在于法律要它制裁。正义一旦在罪案发生的一刻丧失,就永远不得追回。一刻的不正义若为可能,人世间永生永世的不正义亦成为可能。都是永恒的十字架,都是受苦,都是万劫不复。除非相信不可能,否则活着也不可能。写一本书,好像重复一遍这个道理。她若不死,写作一生,依然重复的是一个一样的道理,重复的是一样深重的苦难。所以我明白她为什么觉得再来一遍,已经没有必要。

即使身陷情緒幽谷,也要訴說房思琪的故事 | 林奕含專訪 1-6

改編自真人真事:房思琪被歪斜、錯過的人生 | 林奕含專訪 2-6

性暴力傷勢反覆綿延,絕不是快狠準的一次事件 | 林奕含專訪 3-6

李國華算不上風流渣男,就只是個犯罪者 | 林奕含專訪 4-6

我所鍾愛的文學作家與小說風格 | 林奕含專訪 5-6

致讀者:願你看見字裡行間的細節與張力 | 林奕含專訪 6-6


第一次看十六分钟的独白采访(Readmoo专访逐字稿)是快要过的这一年,2017年五月六日。是在Harvard Ave那家不常去的星巴克,上个学期末尾的时候。那时是因为期末周写论文才去,每天翻着花样地哄自己一个人在孤独中完成论文。今天翻Evernote,我看到我在那日笔记里写。“我看到了4月19日,林奕含自杀前几天的最后一个的采访视频(有人在豆瓣上转播)。我看了两遍。她说了我完全想说的。我分享到了Facebook。我是那么想说,那么想写关于她说的这一切,可是我还不够力量。我还不能写。” 时至今日,虽然写出了一点点,但依然那么稀薄,对于她想完成的事来说,对于她的伟大和错误,我要证明的,我保证会用更久的生活来回答。

我在分享里写,“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千锤百炼的真心。” 你有的。